这次编纂民法典工作能顺利完成有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就是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此外,金平强调“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何有效协调民法典与司法解释的关系,促进民法典的有效实施,让民法典从纸面上的法变成行动中的法;如何把民法典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科学阐释,让民法典的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也都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1953年5月,金平被选派到中央政法干校进修,成为新中国首批政法人才。经过一年多的进修学习,组织上将他调到了刚刚成立的西南政法学院担任法学教员。

“真理会越辩越明,法学体系的成熟还需要实践的积累,三次立法活动以法的视角证实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为我国的民事立法积累了理论基础,培养了人才。”金平说,民法典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再到后来的第四次,在不少问题上学者们的讨论非常激烈,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社会上不同思想的交锋。

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组建了以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常委会副秘书长武新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亚明领衔的工作班子,开始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金平受邀再次北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法律室的主持下,继续从事民法起草工作。

只有这个时代,民法典颁布才具备所有必需条件

“当时我只有32岁,应该是所有参与起草工作的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金平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弄明白,全国人大为什么会选他这样一名年轻教师参与立法。直到多年后,经历了三次立法实践,深切领悟到民法典颁布之难的金平才有了一些较深的理解,“一方面当时中国缺乏法律人才,给了我这个小年轻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新中国的立法领导者们有深意,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立法之不易,提前布局,形成梯队,为未来立法工作培养人才。”

1979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金平又一次受邀到北京参加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并担任所有权分组的负责人。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随即全国人大开展以宪法为基础、研究制定几部治国理政关键性大法的工作,民法与刑法相关起草工作也于当年启动。

此外,金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法治观念的变化也在客观上呼唤着民法典的到来。

其次是民事立法、民法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长足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学研究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不仅先后颁布了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学理论。同时,司法实践也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审判经验,这都为我们的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基础。

“我的名字叫金平,平等的平,公平的平。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平’字,让我的这一生,与民法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全国两会开幕,被誉为“当代民法史活化石”的我国98岁民法学家金平教授心情越发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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